上面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性因素，可以改革，但不是几年、几个月能改变的，这些是基础制度性改革。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
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我估算，仅伊拉克战争一项的花费，最终将超过3万亿美元。
将钱用于投资——基础建设、教育、科技——将获得加倍的收益。我们的税收政策需要改变。残酷的现实是，有鉴于我们已经历的，我们还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看到政府更多的救助。同时，我们还被迫承担两次战争的费用。
那些被委以重任、负责保障经济安然运行的人不仅未能做到尽忠职守，还从该做不做的行为中获益匪浅。在布什政府执政的8年中，美国的国家债务增加了65%，接近10万亿美元(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计算，政府赤字现在还应算入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
其它创新不过是些规避监管的花招，而监管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的经济遇到目前这些问题。今天，对美国经济下滑趋势最恰如其分的形容也许是L型：它的确正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并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这一水平。提高利率抑制通胀，总需求急剧下降，以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布什政府对自由市场的能力大加赞美，却心甘情愿慷慨地为农民提供补贴，为保护钢铁制造商而设置关税。
这也是助长谷物价格上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一个药方，且尤其会对劳动人群和穷人不公。公司和富裕人群力称降低他们的税率会带来更多存款。右派的新民粹主义言论不仅说服纳税人，普通民众总是比政府懂得如何花钱，还承诺了一个没有预算限制的新世界(9.16,0.48,5.53%)：到那个时候，每次减税都能产生更多收入—可这样的言论并未起到什么作用，一些特殊利益却从民粹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体系那具有诱惑力的结合中渔利。
我们的乙醇燃料政策也有害于纳税者、有害于环境、有害于世界和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且助长通货膨胀。当汽油价格处于历史最高点时，约翰·麦凯恩主张减征汽油税。
几乎所有的指标看起来都很严峻，通货膨胀率接近6%，为17年来最高水平。可悲的事实是，我们已经达到货币政策的极限。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失去他们的住房，自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已有360万人面临这一困境。而遇到经济下滑，则是降低利率。因此，抑制通胀意味着其它所有东西的价格都需要大幅下降，从而构成补偿，这又意味着失业率也将急剧上升。乔治·W·布什尽其所能确保政府得到这种名声——而这也是他唯一胜人一筹的地方——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时是无法得到解决的，不管这个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还是保护环境。面临通货膨胀，标准的药方是提高利率。其奇怪之处在于，让做房地产或股票投机买卖的富人交的税比只有工资薪金收入的美国中产阶层更低。
近期来自金融市场的标准分析表明，通货膨胀是最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利率、削减赤字，而这将恢复信心，继而修复经济。不断攀升的赤字迫使美国继续向其他国家大笔大笔地借钱，让我们背上更多的债务。
在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将带来三倍的收益——除带来环境效益之外，还将带来短期的和长远的经济效益。可当这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时，你会采取什么做法？不要按一些政客提议的方式去做。
而今年，联邦政府宣布的预算赤字创历史第二高。能源方面：保护和研究新技术将使我们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减轻贸易失衡，并且有利于环境。
简言之，一些创新代价颇高。我们的经济有赖于在科技方面的公共投资，比如因特网。现在，每个人——甚至包括总统——都承认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政府努力保持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必要性，但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巧妙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理念：当经济恢复至实现充分就业时，市场会永远有效地配置资源。这会导致汽油消费增加，汽油价格进一步上涨，对进口石油产生更多依赖，并扩大我们已经十分巨大的贸易逆差。
很难再发明一个比这更糟糕的政策了。其中一些创新是为了将底线花哨地打扮一番，将债务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是些模糊投资者和监管者得到的信息的字谜。
如果我们同时思考什么从长远来看于经济有益，我们就可以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建立一个恒久的基础。事实上，他们曾要求这些救助并警告，如果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但我们需要会计是有原因的。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编译/兰晓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克林顿总统期间的经济顾问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经济学家。
布什总统就任时从比尔·克林顿那里继承了128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有些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不稳定。利用降息来刺激经济将不会收到太多效果——银行将不愿把钱借给拮据的消费者，而消费者看到房价持续下跌也将不愿借钱。银行不断报告自己创纪录的亏损金额——就在它们的高管带着空前高额的奖金离任几个月之后。
那些有毒的抵押贷款无疑就是创新。他们获得了减税优惠，然而，美国的居民储蓄率非但未升，反降至75年来最低水平。
市场经济只有当责任追究制度存在时才会正常运行，但事实是，企业高管、投资者和债权人席卷几十亿退出(2007年，房地美董事长理查德·赛伦赚了1450亿美元，房利美CEO丹尼尔·马德为1420亿)，而美国纳税者却留下来付账。将税率向反方向倾斜会在它们起作用的地方提供更好的激励，会通过带来更多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更有效地刺激经济。
大多数治疗方案都需要痛苦的选择，但有一些是简单的。这不仅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还让他容易受到任何一种机会性的感染。